同陶行知一样，牧口常三郎始终相信人的创造力，肯定人的创造性。就像康德在其著作《实用人类学》中，对“人的创造性”所进行的描述那样：“人具有一种自己创造自己的特性，因为他有能力根据他自己所采取的目的来使自己完善化，因此可以作为天赋有理性能力的动物而自己把自己造成为一个理性的动物。”[56]当然，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一样，所以他们对创造的思考的着重点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就陶行知而言，由于当时的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压迫，在饥饿和贫困中挣扎，人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命的存在问题，所以陶行知的创造更多地强调器物和技术层面。与中国相比，日本已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虽然也不排除当时许多日本人民需要解决“生存”问题，但整个日本经济比中国的状况要好得多，而且日本的经济发展建立在对外侵略和对自然资源进行疯狂掠夺的基础上。对中国而言，那种发展只能说是一种侵略性发展；对自然而言，是一种破坏性和不可持续的发展；对人类而言，是一种非文明和不人道的发展。这正是牧口常三郎所坚决反对的。为此，他警醒世人去创造、去进行奉献性创造和文明性创造。这种创造讲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此外，牧口常三郎教育思想中的创造性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他更多地将创造同人生奉献的意义、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以及大善即世界和平联系在一起，始终以“价值”为载体，更多地着眼于创造所形成的价值最大化，更多地着眼于道德层面，追求至善、追求人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