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末期，英国有一位伟大的诗人，G.乔叟。一天，他看见三个人正在忙碌，遂上前发问：“诸位在忙些什么?”第一个人随口答道：“我在挣钱，这活儿挣得多。”第二个人慢条斯理地说：“我在把这些宝石和玻璃镜片雕拼成神圣的图案。”第三个人振振有词：“我在建一座伟大的教堂。”而我始终同时扮演着这三个人的角色。
这段话是萨缪尔森在1998年重印《经济学》第一版的50周年纪念版时，专门在自序的开头所讲的一段故事。在完成第一版的写作时，萨缪尔森处于经济拮据之中，他一方面在为改善经济情况而写作，一方面又为自己的写作而自豪，同时他还怀有建筑伟大的“经济学”教堂的梦想。他用这个故事来说明自己的创作缘由，可谓精彩绝伦。
萨缪尔森的导师原来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提倡“自由放任”,后来转而成为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人，把凯恩斯主义移植到了美国。萨缪尔森纵观凯恩斯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感到确有可研究之处，于是师生协作，不断宣传凯恩斯主义，并对它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而萨缪尔森对研究凯恩斯主义所做的贡献，远比他的导师大得多。
第一，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之所以畅销不衰，首先在于该书突破传统框架，对内容与结构进行开创性的革新。萨缪尔森是在其经济学教科书中首先以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与财政政策为重点，配合以传统的价值与分配理论，而取得成功的第一人。这种编写结构，即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结合的结构，曾被称为“新古典综合",现在被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已成为各家编写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