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的通识与智慧因所处历史条件及最高统治集团的群体素质均不能与魏徵相比拟，故其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并未产生与之相适应的重大作用。尽管如此，《通典》一书作为贯通的制度史专书及其丰富的史论，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结构和国家职能的认识，在当时已经受到政治家们的高度重视。与杜佑同时代的人们评论《通典》说：“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10]“诞章宏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11]清代乾隆皇帝从治国安邦的角度高度评价《通典》说：“观其分门起例，由食货以讫边防，先养而后教，先礼而后刑，设官以治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12]从这些评价来看，可知《通典》一书在“经邦”“致用”方面所蕴含的历史智慧是非常丰富的。
杜佑以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而司马光的通识则主要反映在他提出了史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强调指出的：“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哪些史事“关国家盛衰”？哪些举措“系生民休戚”？这是司马光向自己提出的大问题，也是他留给后人阅读《资治通鉴》时应当着重思考的大问题，而智慧就蕴含在这些大问题之中。此外，郑樵的《通志·总序》对“会通之旨”“会通之道”的阐发，以及他对《通志·二十略》的论述与撰写，表明他在理论上和知识结构上的通识，其中自亦包含着学术思想上的渊博与睿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序》中提出了“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两个历史命题，正是他的“通识”的一种反映，如无贯通的思考与见识，是不可能提出这样重大的历史命题的。那么，何以“不相因”？何以“实相因”？切切实实回答这两个命题，或者这对两个命题做合理的辨析，也正是提炼历史智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