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社会调查还可以纠正以往的历史记载和历史研究中的谬误。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是历史文献，而历史文献并非都完全可靠，或出于误记，或来自传闻，或是在辗转抄写时发生乖舛，都可能造成文献记载上的谬误。依据这样的历史文献撰成的史书，自然也就把谬误带了进来。所以宋人吴缜著《新唐书纠谬》，李心传著《旧闻证误》。不过，他们都是根据对文献的考证来做这种纠正谬误的工作的，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有些谬误则只能通过社会调查或实地考察才能得到纠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跋涉于洮、湟、西倾间者一年，亲接蒙、藏、回、土诸兄弟民族，视野为之大扩；以彼地风尚证之中原古史，雅有同揆”；后来，他又到了云南，“神游于彝、傣、苗、瑶诸族之境”。在这个过程中，他进行了认真的社会调查。他的《史林杂识》（初编）一书，就是“半系读书与教学时之所感触，半则旅行少数民族地区之所见闻，藉斯启发，往往可以批判战国游士之臆说与汉、魏经师之误解”[7]。顾先生学识广博而精深，他把文献资料和社会调查结合起来进行考史，从而纠正了一些传统说法的谬误，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社会调查在历史研究工作中是不可缺少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实地考察中，证明1082年北宋和西夏的永乐城大战的遗址，不在陕西省米脂县西南的永乐村，而是在米脂县的马湖峪；证明前人和今人一再“论证”其存在和作用的所谓“巢肥运河”（即沟通安徽肥水和施水的运河）原来是子虚乌有的事；证明在战国、秦汉时期名噪一时的萧关故地，不在平凉市西的三关口，而很可能在泾河支流瓦亭川和清水河的上源分水处；等等。所以史先生感慨地说：“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如果不是亲历其境，就难免讹误相承，无中生有，不易是正了”[8]。侯仁之先生对陕北榆林地区的考察，证明一向被中外地理学者所引用的所谓“榆林三迁”（意即榆林自建城以来，为了逃避风沙的威胁，已经三次向南迁移城址）的说法，原来只是“谣传”，是“神话”[9]，也属于这类情形。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看，历史工作者通过社会调查或实地考察，纠正以往历史记载和历史研究中的谬误，这是一种尊重事实的精神，是实事求是的学风，是应当大力提倡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