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人性的复苏，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民阶层中不断滋生新的意识和观念，它们所带来的朴素力量，与社会上虚伪矫饰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照。市民阶层力量对社会的冲击，在思想观念上也引起巨大的回响。在王守仁的思想中，已有重视商业活动的内容。他肯定商人“终岁弃离家室，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良亦可悯”[4]，主张免抽或抽收合理商税。李贽在《又与焦弱侯》一文中也谈道：“商贾……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场，辛勤万状。”对商人历受的艰辛寄予很大的同情。随着晚明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文人们从关怀商人到一步步接近市民文学，是不难理解的。因此嘉靖以后，市民文学蓬勃发展起来，话本小说、杂剧、戏曲等世俗文学进入繁荣时期，到万历、崇祯发展到高峰，并成为文学的主流。
话本小说是由“说话”发展而来的。宋代“说话”艺人的艺术水平已经很高，但那时的艺术技巧主要表现在艺人的讲唱上。到明代小说艺术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作家的书面创作上。晚明小说的数量很多，虽然没有像《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样的长篇巨著，却有大量的拟话本、优秀的短篇小说。这既是适应市民的审美需求，也说明文人作家文学观念的改变。文人通过对话本小说创作的参与，利用这些通俗的形式教化庶民，把儒家思想推进到庶民的日常生活中去。以“三言”为代表，不仅容纳着大量新鲜活泼的民间世俗生活，体现着通俗的文学形式，而且也蕴涵着儒家伦理的文学观念。冯梦龙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认为“情”是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情始于男女，而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他从这个立场看待“六经”，称“六经”“皆以情教也”[5]。他致力于通俗文学就是“立情教”。基于这个思想，他选择的旧本和创作的新本，一方面容纳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市民阶层的情感世界，另一方面又以儒家伦理道德对被商品经济刺激起来的人欲进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