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多识前古”“神交千祀”，还是“神交万古，穷览千载”，在此前的士人那里，本是重复了无数次的活动，而这些极平常的活动对人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社会进程会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却饱含着史学之深层价值的所在。经上述两道诏书和刘知幾等史学家的有关论说，真正从本质上揭示了史学存在于人类文明社会的必要性及其最根本的社会功能所在。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史学这种对于人们认识历史和传承文明的重要作用，在以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皇朝之下，同样受到高度重视。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当时南宋尚未灭亡，全国尚未平定，时任“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的王鹗，即上奏元世祖，建议设立专门机构纂修实录及辽、金二史，他写道：“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无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久而遗忘，宜置局纂就实录，附修辽、金二史。”他又写道：“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馆学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开创之后，设内外学士院，史册灿然，号称文治。堂堂国朝，岂无英才如唐、宋者乎！”[9]王鹗的奏章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开宗明义指出“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若不乘时纂修本朝史，“窃恐久而遗忘”，这是把史学之有助于认识历史和传承文明二者也都讲到了。二是他举唐、宋为例，并以其为榜样来建议元世祖，并得到“皆从之”的回应。由此可见，史学的这一本质性的社会功能对促进各族的历史文化认同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王鹗的奏章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华文明发展之连续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