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曾根也明确提出：“自明治以来的官僚中央集权制，照旧推行下去，社会就不可能再发展，不如拆散开来，把应交给地方的交给地方，不再搞那种批准认可式的领导，增强民间的自由活力。”因此，在其执政期间，对国营铁路公司、电信电话公司和专卖公司进行分割股份化，并加以出售，以达到民营化的目的，另外通过废除和简化审批手续等形式，放松对企业和居民经济活动的限制。其中废除和简化审批手续约390项，委托转让权限260项，移交和简化机关委任事务约120项。但其通过拍卖国铁所有土地消除其债务的方式导致地价飞速上升，成为泡沫经济形成的另外一个导火索。
尽管由于冷战国际体制的结束和日本经济处在泡沫膨胀时期，“日美命运共同体”的词汇和“新保守主义”改革并没有直接继承下来。直到近20年后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不仅将“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发挥到极致——“日美关系好就万事大吉”，而且在内政方面也完全重复着中曾根执政时期的内容和形式，即使在执政时间和最后结局方面也具有惊人的类似之处。尽管如此，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是否完全符合日本国家利益，恐怕日本政治家需要三思而后行，似乎泡沫经济的出现及其崩溃给日本带来“失去的十年”就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教训。